一处己能让，凡名誉、地位、利益，与人相涉，退避不争。二处人无忌，于他人多思优长，隐其短失，口颂笔赞。三处事不苟，凭劳动以换生活，任事负责，治学严谨。
——王燕玉
五代至清中叶，是我国书籍发展的第三阶段。质料扩大用纸，方法雕版印为主，活字印刷间之，手写通常稀少，形式则定型为册叶。由蝴蝶装而包背装，而至线装，所有重要书籍都得广泛传播。但印刷术限于手工，故称手工印刷册叶时期。自雕版印刷流行，社会上购置稿本，刊刻版面，印刷装订，发行售卖，保护所有权等，一系列组织活动，油然而生，近似现代出版事业，不过无“出版”的概念名称。区其属性，无非官府、私家、商坊三类。
官府刻书，北宋王朝承续五代国家刻书措施。太祖开宝四年（971年），派人到成都刻印佛教《大藏经》，凡五千零四十八卷，依《开元释教录》目次付雕，十馀年才完成，版子十三万块，这是我国雕印的第一部大丛书。今只残存《佛说阿难越致遮经》一种，藏于北京图书馆。太宗时，命大臣抄撰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各一千卷，《太平广记》五百卷。真宗时，又抄撰《册府元龟》一千卷，陆续刻印流通，这是宋代四大类书。太宗时，又校刻九经，开雕四史、《说文解字》。仁宗时，又刻印医书，范围逐步扩大。凡朝廷刻印书，绝大多数由国子监承办。靖康之变，北宋国子监本书版全被金人运去，残存的如《史》《汉》十行中字本，《新唐书》十四行小字本，至南宋又修补出版，还重刻经注和单疏。南宋高宗建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令国子监收集各地官刻书版续印，未刻的书新刻。因而，南宋监本书种类数量都很多。地方官受朝廷影响，提倡刻书，如越州（今绍兴）浙东盐茶司，将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传》经、注、疏合刻，大予读者方便。
北方金国也学宋廷办法，把运来的北宋书版交国子监作为底本，所刻印书称金监本。元世祖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，设兴文署刻书，首刻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，又刊蒙文译本。地方刻书由各路儒学与书院，儒学以九路分刊的十种正史著名，书院刻本则较朝廷，儒学俱优，但总看数量质量都远逊宋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成宗大德时刻西夏文（元人称河西字）《大藏经》，杭州雕版，梵夹装式，字划严整，冠图工丽，在现存几种西夏文籍里为数量较多的残本。
元灭宋后，曾将宋国子监书版聚于西湖书院，西湖书院又自刻不少书。明初洪武八年（1380年），把这些书版统移南京国子监，故南监印书多宋、元旧本。后来版片浸漶，南监罚令犯过学生出资补刻，草率敷衍，错字脱叶层出，故明中叶后南监本不佳，目录见梅鷟《南雍志》。北监本时后而量寡，漏讹亦众，目录见刘若愚《酌中志》。至朝廷直接刻印书，由司礼监领办，分设经厂进行，习称内府本、经厂本，形式虽佳，校雠不严。明代藩王不能问政，生活优裕，长日无事，好学者即寄托刻书，选据宋、元善本，校对仔细，刻印精工，所刻称藩府本，为明代官刻一大特色。其中，以宁献王朱权（137种），晋庄王朱钟铉（多书画）最著。
清代官刻书全集于内府，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设武英殿刻书处，其所刻书习称殿版，遍及各种，大都“钦定”。康熙、乾隆两朝最盛，道光以后即不足观，具见陶湘《清代殿版书目》。康熙朝殿版书，多刻工整的钦体字（即手写体），如《御定全唐诗》；用宋体字而刻工、纸、墨精妙的，如《康熙字典》《渊鉴类函》《骈字类编》《数理精蕴》，都为印本上品。次则乾隆初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《二十四史》，也当时人所重。套印书籍亦在清代前期达到高度水平，如康熙朝的《劝善金科》（剧木）五色套印，《词谱》《曲律》朱、墨套印，乾隆朝的《御选唐宋文醇》朱、墨、绿三色套印，《唐宋诗醇》四色套印。至于书内版画、插图，无不由名画家与优秀刻工合用，亦盛于康熙，勿庸琐道。总衡官刻印书，宋代作用影响最大，清代康、乾最多最精，可谓集手工印刷的大成。
刻书机构，宋代国子监为主，元代各地书院为优，明代藩府为善，清代内府集美。而官刻书由于条件优厚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充沛，数量大，质量高，故能促进刻印工艺，推动刻书事业。
私家刻书自五代后蜀毋昭裔，刻印通用的《文选》及类书，私人刻书之风渐开，至南宋而大盛，遍及全境各地。杭州、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、建安、眉山为多，传世的家刻本，如相台岳氏家塾的五经，眉山程舍人家的《东都事略》，永嘉陈玉父家的《玉台新咏》，廖莹中世采堂韩柳文集，黄善夫的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祝穆的《方舆胜览》，屡见后世翻刻。其署名或以家宅称，如“建溪蔡梦弼傅卿家塾”“建安魏仲举家塾”“建安刘叔刚宅”；或以斋堂称，如“广都黄氏进修堂”“婺州蒋宅崇和斋”“清渭何通直宅万卷堂”；或以姓名称，如“钱塘王叔边家”“临安进士孟琪、廉台田家”“姑苏郑定”。所刻的书主要是前人著述，亦有自著，校雠大都可凭。
元、明私人刻书承接南宋，嘉靖而后集于江、浙，喜翻刻宋、元版，尤好模仿北宋，勇于采取新法。如万历吴兴凌、闵二家之用套版，天启、崇祯间金陵胡正言之用饾版，投资巨大，印工精美。崇祯时，江南常熟人毛晋，据所藏善本书校刻多种，著称的有《十三经注疏》《十七史》《六十种曲》，都以藏书之所“汲古阁”牌记。其幼子房所刻尤众，养印匠二十人，特于江西造纸，厚薄分称毛边、毛太，驰名海内，影响广远。这是学者专家刻书，寥寥无几，一般则颇恶滥，或校勘粗疏而多误，或改动内容及书名，或易用古体字，或节录片段而冒全，非留心甄别不可。
清初私家刻书，出于文人学者自刻一类，书法端雅，刻工优秀，纸墨精良。如徐乾学、何焯主编刻印的《通志堂经解》，集宋、元理学书大成；朱彝尊的《经义考》《日下旧闻》《曝书亭集》，都为手工写体字。出于亲友出资代刻一类，如顾炎武的《音学五书》《日知录》，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，阎若璩的《潜邱礼记》，都用仿宋字体，通常竹纸，校对虽审慎，而工艺不高。由是可明识，版刷形式的精粗与内容价值高下，不一定相配应。乾、嘉之际，私人刻书多面扩展，藏书各家以宋、元善本，影摹上版，或重校付刊，如黄丕烈的《士礼居丛书》，鲍廷博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两种最著。校勘学家以手校之书雕印，如卢文弨的《抱经堂丛书》，顾广圻的《思适斋丛书》，孙星衍的《平津馆丛书》，毕源的《经训堂丛书》。嘉庆时，阮亨刻所校《皇清经解》，集清代经学著述的大成，与《通志堂经解》辉映，各代表经学的最大流派。他又刻《文选楼丛书》，也很出色。辑佚学家以所编的书刊发，如黄奭的《汉学堂丛书》，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，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两晋六朝文》。合看清代家刻本书，丰而且精，书坊所卖学术著作及诗文集，习于预订或转销家刻本，极少自刻。自刻的是小说、戏文之屑属。
商坊刻书，以营利为目的，为书籍生产的基本力量，为书籍流通分配的主体。书坊是商人兴办的机构，雇有刻工、印工、编辑人员，备有木材、纸张、笔、墨等件，实包括现代的出版、印刷、发售。唐末已有，五代普遍，其刻印的书籍，是我国最早的印本。后来官府与私人的刻书虽然不断增加，但就书籍的总产量而言，坊刻本无疑为主流，因广大人民所需读物，始终靠商坊刻印供给。
宋代商坊刻书通及全国，而成都、杭州、建安为三个中心。分期来看，北宋还有开封，南宋还有眉山（在今四川）、金华、宁波、衙县（在今浙江）、平江（在今江苏）、吉安、上饶（在今江西）、贵池、歙县（在今安徽）、江陵（在今湖北）、广州，现能查见地点约一百七十处。金国以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为刻书中心，宁晋（在今河北）次之。其中，建安书坊汇集。据考凡三四家，又聚居麻沙、崇化二镇，有的自宋至明延续。如余姓在宋有余仁仲“万卷堂”，在元有余志安“勤有堂”，在明有余文台“双峰堂”，而“万卷堂”牌号贯通三代。刘姓书坊九家，“日新堂”由宋迄元。虞姓书坊“务本堂”，由元迄明。又南宋初，杭州“荣六郎经史书籍铺”，是金人侵入开封时，从大相国寺东街迁来的；“陈宅经籍铺”，由陈起、陈思父子相继经营，数十年间，刻遍唐、宋诗集，被誉作坊刻本上品。
元代坊刻仍以建宁（包建安、建阳二县）平水为著。元世祖至元四年（1268年），迁平阳经籍所于大都（今北京），改名宏文院，大都又渐起为重点。至明代而四川、平水衰微，建宁、苏州、杭州犹盛。明中叶始，吴兴起而代替杭州，无锡、南京崛出，歙县重兴，北京依旧。清初，北京地位更高，南方则数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。嘉庆时，建安麻沙镇大火，书坊焚尽，绵亘千年的建安刻书业顿落。
坊刻书须适应群众的购买力，定价不能高，成本要低，刻印工艺不如官刻、私刻。然而，因此粗制滥造，校勘草率，纸墨低劣，以至删减落语句，简化字体，歪曲损害内容，却为重大弊咎。故藏书家与治学者轻视坊刻，但那种坏现象，究竟是部分投机商所做，并非书商全都如此，而专刻书的长处仍不少，应加肯定。
古籍的注与疏，原来分别平行，南宋建安书坊始用合刻，并为一些古籍添制插图，加以参考资料，大大便利一般读者。日常用便览书、类书，官府、私人都不屑顾，全赖书坊编刻，平民百姓才得便览，如《古今事实类苑》《万宝诗山》《山堂考索》《国朝二百名贤文粹》之属。蒙童读本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声律启蒙》《三字经》《千家诗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这些最基本的小书，官刻、私刻向不考虑，一直是由书坊包办，等于如今初小教材。小说、评话、戏曲、弹词之类，民间喜读乐道，官府、私人偶选刻极稀罕，例属书坊刻印热门，如宋代的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《京本通俗小说》；元代的杂剧《西厢记》《窦娥冤》；明代的传奇《琵琶记》《牡丹亭》，长篇小说《大宋中兴英烈传》《全汉志传》；清初的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。这些通俗文艺作品，反映社会现实最力，赖坊刻大量流传，今日方得研讨。
王燕玉（1923-2000年），贵州遵义县人。1949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，先后在遵义豫章中学、遵义第四中学、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。1973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，任历史文选教研室、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。1981年评为副教授，1988评为教授。王燕玉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贵州古、近代史，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，中国古籍文献等领域，出版了《贵州史专题考》《中国文献综说》等专著，发表论文数十篇专题文章。参与编撰《贵州古代史》《贵州近代史》。
（来源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）